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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天童寺是什么样子—— 精美绝伦的《

  在台风“利奇马”侵袭中“受伤”的天童寺,经封闭修缮后已于8月23日正式恢复对外开放。

  在1700多年的沧桑岁月中,天童寺经历过许多次劫难,屡经兴废,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水灾发生在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七月,天童禅寺殿宇被洪水全部冲垮,础砾无存。

  直到40多年后的明崇祯年间,高僧密云圆悟住持天童,发力重建,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寺院的规模和格局。

  有这样一幅画,它曾卷入明初第一政治大案胡惟庸谋反案中,以致画作者惹来杀身之祸;它曾被历代名家收藏,是乾隆皇帝的心爱之物;它历经600余年时光,躲过了无数次劫难,差点成为一堆废纸这幅画,就是被历代山水画家奉为经典的《太白山图》。

  王蒙(1308-1385),字叔明,号黄鹤山樵,又号香光居士,浙江吴兴(湖州)人,元末明初著名画家。他的外祖父赵孟頫、外祖母管道升、舅父赵雍、表弟赵彦徵等都是元代著名画家。受家庭熏陶,王蒙能诗善画。其山水画不仅受赵孟頫的直接影响,还师法王维、董源、巨然等人,开创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画写景稠密,布局多重山复水,善于表现林峦郁茂苍茫的气氛。他的这种风格,对明、清山水画影响甚大。明代画家董其昌评价王蒙:“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后人将王蒙与黄公望、吴镇、倪瓒合称为“元四家”。

  按今天的眼光看,王蒙出身名门,画艺不错,生活过得很安逸,但或许是觉得这样的人生太无聊,年轻时的王蒙,也曾萌生过通过从政成就一番事业的梦想,可元朝统治者把天下人分为四等,汉人知识分子不受重视,甚至不开科举,大部分知识分子与官场和政治无关,只能到戏剧、诗画等领域一展身手,这也是元代戏曲、绘画艺术达到极盛的一个主要原因。

  直到元末,张士诚据浙西,王蒙才被聘为理问、长史,也就是在地方上负责勘核刑名诉讼、审查各种案件的小官。当时,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各地反元起义风起云涌,所以,人到中年的王蒙只做了几年的官,就辞职进入余杭临平的黄鹤山中,重新过上了芒鞋竹杖,“卧白云、望青山”的隐居日子。

  这期间,曾创作《富春山居图》的名士画家黄公望也已看破红尘,加入全真教,长期浪迹山川。另一名画家倪瓒同样飘泊于江浙之间,以诗画自娱。元末画坛“三巨头”经常聚在一起,探访各地名山,切磋交流画艺,创作了不少流传后世的精品山水力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王蒙来到了“天下禅宗五山之一”的天童寺做客,在这里一住就是数月,受到住持元良禅师的热情招待,又被天童寺一带的优美景色感染,情动于中,灵感喷发,遂创作精美绝伦的《太白山图》。

  《太白山图》纸本,设色,纵27厘米,横238厘米。画太白山天童寺及其周围景物,着重描绘天童寺前二十里苍莽松林。画面上,山峦重叠绵延,松柏苍翠,溪水幽深曲折。从天童寺山门,经长长的松径,到寺院的重重殿宇,僧人游客来往不绝,随着长卷的逐步展开移步换景。繁密之中有节奏变化,笔法遒劲,展现了王蒙在山水、建筑、人物画上的全面技能和控制复杂画面的出色能力。画心右上角有小字篆书“太白山图”四个字,画尾钤“王蒙印”。更难得的是此图使用了极为鲜艳的朱红色和汁绿色,历久弥新。

  本来,王蒙可以寄情山水,醉心丹青,悠哉度日,孰料,因错交一人,突然祸从天降。

  朱元璋建立明朝时,王蒙已经是名气很大的画家,不少达官显贵争相与他结交。朱元璋也欣赏王蒙之才,命其出山做官。君命难违,已经60岁的王蒙出任山东泰安知州。

  有一次,他受邀到左丞相胡惟庸府中,欣赏这位大官收藏的古今名画,万万没有想到,命运就此和他开了个大玩笑:他卷入了明初最大的政治案“胡惟庸谋反案”中。

  胡惟庸和朱元璋既是同乡,又是早年一起打天下的战友,在朝中任左丞相多年。此人独断专行,总揽大权,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案件,往往不向朱元璋请示,就擅自处理,以致引起朱元璋的忌恨。

  据《明史》记载,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祥瑞,请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紧拉住缰绳,急不能言,拼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觉事有异常,立即返回,登上宫城时,发现胡惟庸家上空扬尘,墙道里藏有士兵。朱元璋大怒,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当即就将胡惟庸抄家灭族。此案上上下下受牵连致死者达3万余人,导致全国一片腥风血雨。

  七旬高龄的王蒙也被无情地卷入了这场血案中,只因为当年曾到胡惟庸家中看过画,他也被指是胡惟庸的同党,被投入大牢,不久惨死狱中。

  远在浙江宁波的天童寺僧人,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想到寺里藏有王蒙所作的《太白山图》,怕受牵连,可又不舍得销毁此画,于是就想出一个办法,把画卷最后部分的王蒙印章小心裁割下来,使这卷画成为一幅无名画家的作品。有心的寺僧,则把裁割下来的小纸片秘密收藏。直到许多年后,风波完全平息,才又小心把它补接回去,使它恢复原来的面目。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童寺的僧人都不敢轻易拿这幅画示人,从画卷后面的题跋看,只有明初高僧宗赟、杭州灵隐寺住持守仁、天台僧清浚等曾看过此画。明成祖永乐年间,“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黑衣宰相”姚广孝来到天童寺,受当时天童寺住持云壑禅师所请,在《太白山图》画卷后面题诗,有跋语云:“永乐十五年秋七月十一日,前天童云壑禅师以王君叔明作《太白山图》见示,征余题。余因想壮年曾游是山,故不揣短才,遂赋此以塞禅师之命。逃虚老人姚广孝。”诗云:

  大约在明朝中期,这卷画流出天童寺,先是被人带到杭州,不久,成为著名画家沈周的收藏品。明嘉靖年间,此画又流落到无锡,被当地大富商安国买下。后来,安国又把此画转卖给江南第一大收藏家项元汴,项元汴把画藏在嘉兴老家的天籁阁里。这一藏就是百年左右。

  清康熙年间,这幅画先后落在北方两位有名的收藏家之手,一位是曾当过高官的河北“真定相国”梁清标,另一位则是在扬州当盐商致富的朝鲜裔藏家安岐。

  到了清乾隆年间,这幅画被清宫收购,此后一直收藏在乾隆皇帝的御书房里,成为乾隆的珍爱之物。

  又过了100年左右,末代皇帝溥仪在出宫前,以赏赐弟弟溥杰为名,陆续将包括《太白山图》在内的千余件书画珍品经天津转移至长春。

  1945年,溥仪逃离长春时,将这些书画珍品藏在了伪皇宫西院的一座小白楼内,遭到伪满士兵哄抢,部分珍品流入民间。

  1948年3月,郑洞国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固守长春”。其间,他用黄金向古董商收购了一些从“小白楼”中流出的书画,其中就有这幅《太白山图》。

  同年10月,落入人民解放军包围圈的郑洞国率部起义,他将随身携带的几件国宝级书画珍品全部上交。时辽沈战役正酣,这些国宝没有引起部队领导的重视,与作战地图及档案资料等夹在一起,被锁进了一栋破旧的楼房里,一放就是10年。

  新中国成立后,郑洞国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军委会国防委员。他惦记着这几件书画,于是向国家文物局询问,引起当时国家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关注。

  经过一番查找,历经沧桑的《太白山图》终于在大堆布满灰尘的作战地图和档案资料中重见天日,成为东北新成立的辽宁省博物馆一级珍藏品。

  这幅画,是历史上唯一反映宁波风貌的国宝级珍品,它穿越历史的时空,让我们今天能够比较直观地看到宋元时期天童寺的繁荣兴盛,也让我们领略到了中国元代画家的丹青水墨之妙和倾注在画中的人生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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